高培勇:財政學的研究目的應當學以致用

本報記者 杜麗娟 北京報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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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,到黨的二十大全面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,財政正在深入參與國家治理的全過程和各領域,這爲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發揮了重要的職責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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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樣的背景下,激發更多青年學者的創新活力,也成爲新一代中國財政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工作。“財政學的收支不僅關係到百姓的福祉,也關係到國計民生,因此不能有絲毫馬虎,這是財政學的一個基本要求,對於青年學者來說,實踐中要立足於用,不斷凸顯其致用性質,這是研究的根本目的。”在首屆中國財政學青年學者論壇上,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、原副院長高培勇對此解釋。

相比其他學科,財政學是一門什麼樣的學問?高培勇給出了自己的答案。“如果你是一名經濟學家,那你不一定是財政學家。反過來說,如果你是一名財政學家,那麼你肯定是一名經濟學家。在經濟學大家庭中,財政學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一門致用之學。”

在他看來,學者做研究的最高目標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能夠付諸實踐。對於青年學者,高培勇有四方面的建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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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是以問題爲導向。對於財政學領域的學者而言,所有的研究都要因問題而生,那麼問題是什麼?那就是需求。這意味着,財政的研究要以滿足需求而展開,但這不是簡單地爲研究而研究,而是以需求爲導向進行的探索。

第二是以調研爲基礎。學術研究是建立在充分而深入地調研基礎之上,這裡的調研不是指通過查閱統計年鑑找資料,也不是去查閱多少文獻,而是強調實地去參與,只有充分的調研,青年學者才能從實踐中獲得對學術研究的感知能力,這是財政學研究的基礎。

第三是以專注爲核心。一個學者要想成爲某個領域的專家,那必須在這個領域能夠長期蹲守,持續跟蹤。對學者來說,當一件事情發生,他不僅需要知道這件事的前因後果,還要具備對其未來發展趨勢有一定預測的能力。從時間維度看,這是一個非常長的歷史區間,但這是財政學研究問題,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基本邏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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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是做職業化產品。作爲學者,無論是寫論文還是編教材,這些成果都是職業化產品,而並非個人愛好,因此學者需要對從事的研究,以及發表的學科見解有高度的敬畏之心。

高培勇以消費券話題來舉例說明,根據調研,自疫情以來市場上一直有人提議發放消費券,然而拋開發放消費券究竟有沒有用的問題,單就中國基本國情看,中國現在面臨的消費不足問題,依靠發放消費券是否就能解決呢?

高培勇認爲,答案似乎並不肯定。“首先中國有14億人口,假設每個人發放1000元的消費券,連續發放一個月,是不是能刺激消費?我覺得不一定。有人說可以延長髮放時間,假設可以發放一年,粗略計算,中國14億人口,那發放的消費券就超過了14萬億元,在當前的財政收入背景下,中國是否有這個財力空間去支持這一想法,也值得考慮。”

衆所周知,我們的預算共有“四本賬”。根據新《預算法》規定,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應當納入預算,並實行全口徑預算管理。那這四本預算包括,一般公共預算、政府性基金預算、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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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財政部的統計數據,2022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爲20.36萬億元,與此同時,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規模爲26.06萬億元,以這樣的規模去應對這14萬億元的消費券支出,國家是否允許呢?再進一步看,假設消費券正常發放了,那最後能不能刺激消費,也是一個問題。

此外,高培勇還表示,假設可以發放消費券,那這些消費券又通過什麼渠道來發放同樣值得關注。此前輿論對發放消費券的態度普遍歡迎,有些人還對此進行了投票,但作爲財政專業學者,我們提出的建議應該更多體現職業化特色,否則可能就會出現問題。

“綜合這些因素,對青年財政學者來說,對重大問題的研究首先要立足職業,努力成爲行業專家,與此同時儘量不做非專家領域的事情,這是財政研究的一個基本底線。”高培勇說。

(編輯:孟慶偉 校對:翟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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